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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陈家刚：《现代中国民主制度的建构与运行：第一届全国人大研究（1954-1959）》，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5页。

如前所述，胡乔木阶段之所以慢，最终也未能拿出宪法修改草案的初稿，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基本共识，36那么以1981年6月为分水岭，当彭真主抓修宪时，全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因《决议》的通过而宣告完成，许多此前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都可以在《决议》中找到答案，或至少找到权威的依据。41《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5页。

如同有机体的成长，未生或新生的总是最可塑的，随着其形态逐渐显现，后续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也就得以框定，宪法发展的过程也是如此。当时的现行宪法，即七八宪法实施不过两年半，是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1978年通过的，它替代的是七五宪法，1975年由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40年来，这部宪法如有机体一样在生长，褪去初生时的稚嫩，经历了一段青春期的迷茫，到迎来它的而立之年，又不舍昼夜地奔向不惑时刻。25《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第54页。关于这种风险，本文的辩护是，只要展示出小心求证的过程，犯错又有何妨呢？就学术研究而言，与其像复读机那样一遍遍地重复所谓的普世真理，不如进入历史，敢于提出未来有可能被推翻的论述。

23《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传》第4卷，第1439页。43邓小平：《一心一意搞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法体系思维正式延伸到党内法规和法治领域。

总之，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更符合法的权威性标准。二是法的存在形态，认为法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而不是仅仅停留于规范层面，法律制度由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环节组成。国内最早以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法律思想的系统著作，直到1948年才正式完成。这一时期的法律渊源形式依然众多，除法以外，还包括共同纲领、纲要、组织通则、决议、决定、命令、条例等。

惯习命题主张法律的确认来自某种有效性标准，这种标准由于某种习惯而具有权威性。党内法规只能由特定的制定主体严格根据规范的程序制定，规范性文件则是任何党组织都可以制定，程序相对没那么严格、复杂。

功能主义虽然把研究目光投向习俗、社会规范、道德等法律以外的规范，但是潜意识里仍然以国家法为参照对象。人类学对法的认知也不断远离西方法理学奠定的法律观，转向法律背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更多地关注秩序和争议。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意识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认识论立场，力求探究法律的本质构成或终极根源。法律只能是实践经验的总结。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本质主义具有的问题，功能主义也同样会有。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统计》，把立法机关出台的决议决定办法等文件也作为法予以统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

在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实施全面领导的情况下，党的领导事务更多更复杂。中国共产党对法体系的认识最初源于立法实践。

本质主义选择的对象在历史上曾经有罗马法、普通法、教会法等，由此得出了法律是公正而善良的艺术法的本质是理性法是上帝意志的体现等观念。二、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 新中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软法理论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理论，需要回答什么是法这一根本问题，然后才能区分软法和硬法。在法律渊源上，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基本以法命名，例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兵役法》等，但也有例外，1960年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名称是《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由此，纲要也成了法的名称。部分党内法规之所以不对社会公开，是因为公开可能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安全，这个道理与部分军事法规不对社会公开一样。这就提供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法治从方略上升为思想，地位得到了进一步跃升。该意见比较详细地规定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目标和方案，极大地推动了建党百年之际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

关于党内法规多重属性的观点，目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有些性质或属性的含义还需要辨明，什么是政治属性、什么是制度属性、什么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论证、澄清。这种认识一直存在，例如，早在1979年，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就指出： 我们国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正在抓紧立法工作，各种法律会逐步完备起来。

前两个要素都与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的主张相一致。既然如此，中国的法律就是中国人民通过中国的社会实践辨别出来当做法律的社会现象。

这些争议表明，迄今关于党内法规性质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上文提到的法学思想，深受哲学的支配和影响。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范畴，并且专门规定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内容，指出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法源于实践，其权威地位来自党和人民的认可与遵从。法的规范内容难免有疏漏，为了保障制度和体系的充分运行，一些法律以外的文件和惯例也会成为制度和体系的内容组成。

党规党法的概念出现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等同于党的其他文件加以认知，没有特别之处。另外，我们通常说依据党和国家的政策办事，这里所指的政策也起着法律的作用。

然而，有些事物的内在层面极其复杂模糊、难以认知。所有法律都来源于社会，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所谓万古不变的自然法也是在特定社会实践中产生的。

（一）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 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主要围绕法律是什么，即法律的概念展开，这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首要主题。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提出了党内法规体系概念，但也没有定义何为党内法规体系。

我们若想理清哪些规范属于法律，必须结合存在于特定时期和地域的某个共同体，找出深藏的构成性规则X在C中算作Y，理清该共同体对于法的认识意向，据此来作出分析判断。所谓党内法规制度，由党内法规、党的规范性文件和党的传统惯例组成。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审议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三个文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认识论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处于萌芽和探索阶段。

社会命题主张法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创制或人工制品，法律的存在来源于某种社会事实。法的保障范围从民主政治领域延伸到市场经济，之后又扩展到党的执政等领域，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法治理论的必要内容。

两大法学流派之外，还有一些既不属于自然法学派，又不属于实证主义学派的法哲学理论，例如二战以后的拉德布鲁赫、阿列克西等人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赋予法权威地位，目的在于发挥法的稳定性价值，建立和巩固具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制度，保障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但党内法规的功能在于管党治党、推进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而非解决纠纷，所以，党内法规的实施也并不依赖于国家法中的司法活动。笔者认可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若干命题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如何来认识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并且明确认同如下观点：法律是特定人群通过他们的社会实践辨别出来并且当做法律的社会现象。